如果这种制度能够推广实行，将是人民法院向社会展示司法公正形象的最佳载体，也是推动审判公开、使司法审判获得社会公众信任的良好途径。

中国法学走向世界，一重含义是交流，另一重含义是输出我们的学术成果。1993年后，《法律学习与研究》更名为《法学家》，截至2010年8月共发行121期，已经成为一份厚重、开放、前沿的法学理论刊物，既是老中青法学家的论坛，也是培育未来法学家的园地，在海内外享有颇高知名度和美誉。

尽管人大学派的表述可能会带来一些不同看法，但这既是对人大法律人六十年学术研究历史的客观凝炼，也是中国法学发展的一个典型缩影，更饱含着对中国法学未来发展的深切期许。[4]从1956年左右开始，法律系各教研室组织了一些力量来编写各门课程的讲义。作为新中国法学研究队伍中的重要成员和参与者之一的人大法律人，在六十年的发展历程中，不断创造与积淀智识与传统，逐渐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学术风格，中国法学的人大学派[1]蔚然大观。中国人民大学的历史可追溯至1937年成立的陕北公学。以成立于1950年8月的国家法教研室为例，为了更好地理解苏联专家的讲义，教研室理论联系实际，制定了详细的研究步骤：首先，主讲教员要在掌握苏联专家讲义的精神实质和科学体系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实际情况提出讲授提纲。

苏联法学属于大陆法系的一支，这又从内容、方法、体系上确立了大陆法系的知识脉络地位。例如，曾在20世纪50年代，人大学者们进行了法的阶级性与继承性问题的讨论。[8]最高法院1941年上字第2040号判例。

近年来，主张否定物权法定主义、改采物权自由创设的学者逐渐增多。《草案二》、《草案三》物权的种类和内容，由本法和其他法律规定。如第173条规定，关于担保物权的担保范围，当事人另有约定的按照约定。{1}（P16）在日本，其他法律不包括敕令、阁令、部令或其他各种命令。

{10}（P42）到底应该如何界定物权法定的范围呢？笔者亦认为，物权法定应不仅仅限于种类和内容，可把物权效力纳入到物权内容当中，所谓物权制度的其它重要事项可合并为以下两项： 1．物权变动的要件法定 所谓物权变动的要件法定，是指物权的产生、变更和消灭的条件要由法律来规定，当事人不得任意创设。如第115条规定主物转让的，从物随主物转让，但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

但从物权对物的直接支配性和保护的绝对性来看，由于物权较债权的效力更强，对第三人利益影响也更大，对其不进行区分将严重危及到法的安定性。  三、物权法定的命运：要不要取消？ 物权法定主义是物权法的重要原则，如果将其僵化适用就无法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虽然司法实践和学说为此作出种种缓和的努力，但仍无法满足需求，不如直接采用物权自由创设。再如第232条规定，法律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不得留置的动产不得留置。

物权法定主义只是外部制约因素的一种而已。5．物权法定否定说从物权法定主义产生开始就一直有学者质疑其妥当性。第二，必须有立法或司法对习惯的引用。具体的缓和方式的选择灵活多样。

{12}（P109）这都说明物权法定主义中的内容法定方面的范围并不确定，而内容法定具有较强的包容能力，完全能涵盖物权变动条件和保护方式等事宜。即如此规定，设若当事人甲乙之间买卖房屋，在该房屋买卖合同中约定，本合同签订后买受人乙付款之日起，无须办理房屋登记，买受人乙即可取得房屋之所有权。

如果当事人在地役权合同约定，本合同仅具有债权之效力，待办理登记手续后方可产生物权性地役权的效力。{13}由于促进物的利用是财产法发展的趋势，允许当事人根据需要设立物的利用形式不仅不会有害于所有权，反而促进了对物的利用。

{11}（P50-52）第757条修正理由谓：为确保交易安全及以所有权之完全性为基础所建立之物权体系及其特性，物权法定主义仍有维持之必要，然为免过于僵化，妨碍社会之发展，若新物权秩序法律未及补充时，自应许习惯予以填补，故习惯形成之新物权，若明确合理，无违物权法定主义存立之旨趣，能依一定之公示方法予以公示者，法律应予承认，以促进社会之经济发展，并维护法秩序之安定。对于这一解决办法，学者之间存有争议，主要有以下学说： 1．物权法定无视说此说主张对于习惯产生的物权应根本无视物权法定主义的规定而加以认可，因为物权法定主义整理旧物权制度和防止封建时代旧物权制度复活的作用已经实现，而习惯上的物权是从社会生活中自然产生的，不仅没有阻止的可能且横加阻止反而有害，何况保护财产的利用人既是国家政策的要求也是物权法的发展趋势之一，从保护财产的利用人的立场也应承认习惯上的物权。但这同时也是物权法定主义的优点所在。法律、法规没有规定的，可以按照当地习惯。这种观点实际上主张被认可的习惯具有修正强行法规定的效力。（此习惯，笔者称之为风俗习惯）《物权法》第116条第2款，法定孽息，当事人有约定的，按照约定取得。

如在台湾，实务中对最高限额抵押权通过将抵押权的从属性作从宽解释，承认其仍系物权法上所规定的抵押权。《草案七》第五条物权的种类和内容由法律规定。

所以，没有必要因为其整理旧物权的功能逐渐丧失而否定该原则所具有的其它功能甚至其存在本身。另外，物权法规范含义以外的内容也不能由当事人加以约定，否则就视为对物权法定内容的违反。

关于共有物的处分和管理，《物权法》也赋予当事人自治的空间。立法在一定程度上需要超前性，但也不能完全脱离社会经济发展水平。

同条第2款也规定，法定孳息之取得，当事人有约定的按照约定取得。习惯法作为法律渊源需具备以下前提：第一，必须是法律对于相关的问题没有明确的规定。其次，他指出了物权法定主义的弊端，运用经济分析的方法可发现物权法定主义的违背效率性。持否定说的学者过度强调交易的效率性，轻视交易安全所可具有的独立价值，尽管满足了直接交易当事人之间的行为自由，但能威胁到市场中其他不特定主体的行为安全，将使市场交易中的当事人畏首畏尾无所适从，最终仍将侵害到交易的效率。

承认行政法规可创设物权的类型，因行政法规立法程序相对简单，颁行较为及时，对权利人的保护更为有力和及时。[4]理由在于物权对全体社会成员的权利义务均有影响，不宜用命令的形式创设如此重要的权利，而且民法当中包括命令将损害法律的稳定性。

如前分析，法定之外乃自治的空间，物权人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仍可就某些方面进行自由约定。除此之外，对交易习惯中出现的新的物权类型，以物权的理论基础来衡量，如认为与物权法定主义宗旨不相违背且有合适的方式予以公示，则可通过物权法定缓和主义的运用加以承认。

[3]在台湾，其他法律是指经 立法院通过由总统公布的法律，命令不包括在内。而物权法定和意思自治正是解读物权法的两把钥匙。

例如对于地役权的设立《物权法》第158条规定，地役权自地役权合同生效时设立。物权制度基于人类生活的需要而产生，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社会对物权类型会有新的需要。如第 164条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建设用地使用权等转让的，地役权一并转让，但合同另有约定的除外。通过对《物权法》第5条 物权的种类和内容由法律规定中的法律进行广义解释，使其不限于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通过的法律，也应包括行政法规、司法解释等，从而扩大物权法定之 法的来源。

其三，《物权法》允许当事人以约定排除强制性规范的适用，以放松对义务人的管制。第二、在物权体系内部解决，例如地役权，由于其本身内容的不确定性使其具有了弥补物权法定主义僵硬性的功能。

[5]参见王利明：《物权法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78页。由于学界对于物权法定的僵硬性一直都有警惕，也一直在寻求习惯和习惯法对于物权法定的积极调整，因此在日本先后出现了习惯法包含说和习惯法物权有限承认说，以对物权法定主义的僵硬性进行缓和。

如我们对物权法第5条的法律仅仅限于狭义的法律，则将《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排除在外事小，致建设用地使用权成为无期限之权利则兹事体大矣。[10]其实，内容法定中的内容是模糊的概念。